人質危在旦夕，電子媒體卻為了搶新聞而罔顧人身安全。這樣的場景，八年前白曉燕撕票案時已飽受各界抨擊，前晚警方營救蔡明福過程更是令人怵目驚心。媒體自律精神蕩然無存，實已突顯簽署「綁架新聞採訪協議」維護人質安全的必要性。

民國八十六年白曉燕案發生時，「三報一刊」在人質安全未卜前搶先報導，電視台尾隨甚至雇用直升機報導營救過程，荒腔走板的表現立即引發各界強烈責難，中華日報總編輯也因此辭職以示負責。

八年之後，台灣媒體並沒有痛定思痛得到教訓。此次商人蔡明福遭林明樺集團擄人勒贖過程，部分媒體仍然搶先報導相關新聞，警方展開攻堅行動時，嫌犯更因電子媒體連線報導而刺激情緒，迫使警方怒吼要求媒體停止報導，凡此種種皆讓人質與媒體安全險象環生，所幸最後人質脫困未釀成悲劇。

相同亂象一再上演，電子媒體搶新聞、拼收視率的心態實是罪魁禍首。人質平安獲救固然幸運，但若此次人質安全受到危害，又有那家媒體能夠承擔負責？
其實，八年前台灣記協即曾推動簽署「綁架新聞採訪協議」，希望新聞界學習日本經驗，在發生綁架勒贖事件時，以人質安全為重自我限制採訪，警方則隨時報告最新案情以滿足媒體知的權利，媒體與警方藉此建立一套以尊重生命為前提的成熟互動模式。

然而，白曉燕案仍未讓台灣新聞界得到足夠教訓，警方與媒體也仍未建立兼顧人質安全與知的權利的互動模式；以致發生重大綁架事件時，媒體仍未建立簽署「綁架新聞採訪協議」的共識，警方也仍未拉起應有、合理的數道封鎖線，人質安全就這樣仍然風雨飄搖，繫於巧合運氣而非媒體自律。

當然，台灣媒體生態與日本並不相同，日本新聞自律模式未必能橫向移植，「綁架新聞採訪協議」也並非萬靈丹，例如警方若隱瞞真相或敷衍了事，如何能夠要求媒體在情況不明下簽署協議？即使媒體願意配合簽署協議，解除協議的時機應該由誰認定？也很容易引發警方與媒體間的重大歧異。

但即便如此，台灣媒體仍然沒有卸責的理由。從白曉燕案到蔡明福案，電子媒體只以收視率為依歸的惡性競爭，實已踐踏新聞倫理、直接危害人質安全。新聞界與警方若再不建立以人質安全為重的自律採訪模式，人民對於媒體的厭惡更將伊於胡底。

本文作者何榮幸為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本文原刊於2005年11月26日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