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國非之死,我們看到了甚麼媒體困境?

   阮文雄神父為圖左,圖右為正在為直播越南籍神父。

文/王怡蓁(本會專案企劃)

28日晚間,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在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舉辦了「子彈、警察與移工:移工人權在哪裡?」座談,現場由媒觀公共事務長林福岳主持,並邀請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政策部研究員陳秀蓮、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記者許詩愷、獨立評論在天下執行主編廖雲章、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理事蕭仁豪與會。媒體、警察與移工團體齊聚一堂,就不同的面向探討阮國非事件在媒體上的呈現。而在台灣耕耘三十多年的越南籍神父阮文雄與另一名越南籍神父也到場,除了分享想法,神父也在現場以越南語直播,讓越南網友們可以一起參與。


這一晚,兩層樓滿座的燦爛時光,台灣人與越南人共同關心著阮國非事件。

這一晚,兩層樓滿座的燦爛時光,台灣人與越南人共同關心著阮國非事件。

在阮國非事件中,大多數的討論都落在警方執法問題與移工人權,但媒體在移工報導上的呈現牽動著大眾的認知,因此除了探討人權、警方執法與事件的過程,也還需要了解與事件相關的團體如何跟媒體互動,媒體又是怎麼呈現此事件。

針對此事件的媒體觀察,林福岳先以2005年高雄捷運與泰國移工的弊案為例,由於高雄捷運人力管理中心長期的管理問題,引發移工不滿,因而演變成暴力衝突,林福岳表示衝突當時,新聞媒體多以「泰勞暴動」作為標題,然而經過幾天的調查,新聞上的措辭改為「抗暴」。聯合報報導中也這麼描述:「調查小組以「集中營」形容泰勞的居住環境。宿舍中的飲用水很髒、大家睡在薄木板搭成的上下鋪,大夥如擠沙丁魚,加上室內通風很差,只靠幾部電風扇勉強散散熱氣,裡面氣味非常難聞,平常人在裡面待一天就受不了了,難以想像這些泰勞食住都得在裡面,且一住就是兩、三年。」林福岳認為當媒體了解管理制度有問題後,新聞措辭也跟著修正,顯示了媒體立場轉變,這也會影響著大眾對事件的觀感與了解。

已針對阮國非一事舉辦多次記者會的陳秀蓮指出,阮國非的故事腳本一開始就被寫好,但是這個故事有非常多的問題,廖雲章也提出相同的看法,許多問題都還未被解答,新聞就先出來了。曾到過現場的記者以及陳秀蓮都表示事發地點是一條非常偏僻的產業道路且人煙稀少,那為什麼阮國非會出現在那麼偏僻的地點?在附近沒人的情況下,是誰通報警方的?又為何一個應該行事低調不要被抓的逃逸移工要偷一台引人注目的大貨車?這些疑點都還未釐清,故事就已經被設定好了。
而這樣疑點重重的報導腳本,來自單一的消息來源:警方。在場講者都同意媒體在此事件的呈現上有其侷限,陳秀蓮說也許不是媒體不想追,而是在這個事件上有許多困難之處,比方說阮國非逃逸的身份使得任何聯繫都十分困難,加上家屬的語言不通以及對台灣媒體的不信任、還有TIWA為保護阮國非其他朋友的身份,都讓TIWA難以把這些消息來源給媒體,擔心曝光了這些移工的身份。

廖雲章則認為,跑這條新聞的記者應該要先了解結構是什麼,她說記者如果缺乏對移工背景的認識,很容易就被消息來源帶著走,而無法問出對的問題。再加上記者權益被壓迫,各種發稿機制、點閱率、KPI、週報表等,所以如果記者在處理這則新聞時採取比較極端的說法,就越容易被點擊。因此她也提醒閱聽眾要意識到新聞背後的脈絡,以及新聞報導如何被產製。

曾跑過阮國非新聞以及專訪阮國非父親的記者許詩愷也分享他的看法,他說自己在處理這則新聞時,會提醒自己避免落入刻板印象的框架中,並想辦法取得更多更深入的說法。在專訪阮國非父親的部份,雖然是一則獨家新聞,但他十分難過,他想藉由專訪告訴大家阮國非也是一個人。許詩愷與現場的記者也表示,有許多線上記者仍在追蹤這則報導,因此,希望大眾多給予一些時間。

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也在事件發生後做出說明,他們提出了三點分析,來反省警方的用槍訓練、設備與相關的生命教育。除了以上的說明,現役警官的蕭仁豪也表示涉及偵查不公開的原則,無論是這起事件中的現場的畫面,還是其他警方取締逃逸移工的畫面,都是不應該公開的。他認為有些警方礙於業績以及曝光的壓力,將密錄器畫面流出給媒體,或是通知媒體來拍攝取締畫面,都是警方媒體素養不足所造成。
當被詢問到警方內部的聲音,他表示警方也有許多困境,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一直都想討論用槍的問題,但他說這很困難,當一個人站出來質疑,就很像背叛了群體。然而在此事件中,他表示有些教官認為開九槍太誇張,所以願意公開出來談,但好像沒人在意他們的說法,他直言不知道這是媒體的問題還是大眾的問題。
討論到媒體對大眾的影響,其實移工也知道媒體與大眾對他們的不友善。長期幫助外籍移工的神父阮文雄說:「如果主流媒體能讓移工感覺到媒體在關心他們,也許他們的困境就能被改變」。他說之前曾有一個案例是宜蘭蘇澳的移工被仲介關起來,一天只供一餐,生活環境很差,阮文雄試著向當地政府求助卻沒有得到回應,於是他轉而向媒體揭露此事,當事件曝光後,這個狀況就馬上獲得解決。

阮文雄說台灣是個人權國家,一定要改善目前移工在台所面臨的問題。他在民間團體的經驗顯示,民間團體的角色非常重要,像阮國非的事件,如果不是民間團體的幫忙,此事件就無法浮出檯面,阮國非的爸爸也無法得到更多關於兒子死亡的消息。阮文雄用他鏗鏘有力的聲音對現場說:「我要強調民間團體要更強,媒體也是,不然會為了滿足多數人的好奇心,而提供一些不一定正確的資訊。一個健康的媒體,要你們更積極的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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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刊載於風傳媒專欄:台灣媒觀》阮國非之死,我們看到了甚麼媒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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